这是一间特殊的教室：没讲台，除去一个移动的小黑板，几根粉笔，几乎找不出任何多余的教具。
8岁的浩浩是教室里唯一的学生，他赤着脚，把鞋踩在脚下，两腿频繁地变换着姿势。他不停地晃动课桌，圆珠笔、尺子噼里啪啦地散落在地上。由于有时会撕扯纸张，他的新课本已经变得皱巴，作业本也残缺不全。
浩浩的爸爸刘军坐在儿子的身旁，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紧皱的眉头一刻都未曾舒展过。他用力地摁下想要起身的浩浩，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叹息。
这是刘军陪读的第3个年头，在此之前，浩浩一直随大班上课。由于浩浩的“好动”，从入学第一天起，刘军便时刻陪在浩浩身边，“就算是上卫生间也要跟着”，生怕与其他人发生冲突。
课堂上，刘军要保证浩浩乱叫时能准时捂住他的嘴巴，乱动时摁住他的双手，测试时他会默默地把浩浩带到操场，让他一个人在乒乓球台上做题。这位爸爸为了让儿子留在这个集体，“几乎用尽了所有方法”。
即使这样，今年8月底，班里20多位学生父母还是联名需要学校把浩浩赶出教室，“不可以由于他自己，就不考虑其他孩子的学习”。
这不是浩浩首次遭到排斥，早在2013年入学前，父母就曾组织起来，堵住学校大门，阻止浩浩和刘军进入校园。
虽然学校最后顶住了重压让浩浩随班就读，但父母的抗议却从未停止。
“最频繁时一些父母代表一个星期来学校三次。”武汉积玉桥学校的校长祝正洲说，“为了浩浩的事，他们甚至到教育局、区委上访。”
巨大的重压也涌向了刘军，这个43岁的男性已经有的驼背，浮肿的眼泡让他看着十分疲惫。
两年间，这个身高1.77米的汉子和31个喜欢摇头晃脑朗读课文的小学生一块上课、生活，成为班里最不和谐的一员。有时学校组织父母观课，他甚至不敢对视窗户外的几十眼睛睛，“父母那种眼神，恨不能把我杀死”。
有时刘军在课堂上小声教训违反纪律的儿子，也会得到老师“客气”地提醒：“请你们二位注意点，不要影响其他同学。”
这让曾在老家做过中专教师的刘军感到尴尬、羞辱，但两年的陪读，他掌握的最大法则就是沉默。
“不讨厌大家，不赶大家出去就非常不错了”，刘军使劲用手指压住双眼，再用力抹去还未流出的泪水，露出泛红的眼眶说。
到了重点的小学三年级，父母决定不再让步。经过数日的拉锯谈判，学校提出的折中策略最后被同意：浩浩的语、数、外三科在另外开设的教室里单独教学，其他课程仍跟随大班上课。
新学期伊始，尽管哭闹着不愿离开他的三班，浩浩最后还是来到了这间只有他一个学生的教室。
新教室原本是坐落于教学楼四楼角落里的心理辅导室，浩浩上课的地方是里屋的游戏室。与挂满同学们的绘画、书法、值日表和奖状的大教室不同，浩浩的教室看上去有的单调，天蓝色的墙壁干净得几乎空无一物，门口摆设着一个游戏沙盘，角落里一张鲜红色的沙发格外显眼。
学校为浩浩重新拟定了课表，单独安排了三位老师，副校长李海强甚至为他设计了一种新的教学方法：聊天式教学。
可无论老师用何种方法引入话题，都影响不了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浩浩。老师站在一块浅易的黑板前，每讲一句都要呼喊几次他的名字，他会低着头自顾摆弄钢笔，也会忽然起身跑到墙角坐到沙发里，或者到游戏沙盘旁摆弄玩具。他有时也会拿源于己的课外书——《食物营养与配餐》，仔细研读起来，这是唯一能让他安静下来的事情。
老师不停地变换着脸上的表情，一会儿细声哄劝，一会厉声警告，很不容易把浩浩的注意力拉回了课本上。
可课文读到一半，他又突然大喊：“我要回三班，不然就退学。”
在浩浩的呼喊声、老师的讲课声、桌椅的碰撞声和父亲的呵斥声中，45分钟的课程变得漫长起来。
“就像喂一个不愿吃饭的孩子，非常累，但目前还能承受。”老师坦言，不知自己能坚持多长时间。
下课铃终于响起，整座校园都沸腾了，外面走廊里传来同学追逐打闹的声音。一些好奇的孩子会闯进浩浩的教室，这个时候躺在沙发上的浩浩会忽然起身，盯着闯入的孩子向前挪动脚步。不等浩浩接近，这类孩子就会转身跑开，离开这个不是他们的“禁地”。
浩浩的单独教室离三班只有大约50步的距离，但他与同学们的精神世界正拉开得愈加远。
一名同学说自己并不讨厌浩浩，只不过“父母说他有病不治，不让我跟他玩”。
当被问起哪个是浩浩最好的朋友时，有同学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没朋友。”
几个过去跟浩浩说过几句话的“最好的朋友”，也突然在某一天后不再理睬他。
不知什么时间，讲台上的座次表上，浩浩的名字让人抠掉，留下一个显眼的窟窿。
但在刘军眼里，两年的大班生活已经让浩浩改变了不少。
“小学一年级时他还常常大喊大叫，小学二年级时他已经掌握了遵守一些规则，基本不会干扰其他孩子上课了。”
只不过这类都不可以阻止那道他与“正常孩子”间越筑越高的围墙。
由于在早期回答问题时大声喊叫，后来即使按顺序回答问题时，任凭他高举双手，浩浩也会被自动跳过。
直到有一天，他告诉父亲：“我被拒绝太多次了，将来再也不举手。”
过去有一位比较照顾浩浩的体育老师，浩浩课上课下都会拉着他的手，一步不离。有一次体育老师刚走进教室，浩浩忽然站起来大声喊：“黄老师，我爱你！”从未流露过感情的浩浩终于有了感知爱、表达爱的能力，这让刘军感到无比欣喜。
可教室里另外一名老师却轻蔑地笑了笑反问道：“他还会说我爱你？”
“这两年我和浩浩历程了太多无奈，但大家也不可以需要太多。”刘军低着头说。
幸运的是，这类疏离和拒绝都未影响到浩浩的成绩。他一年级便能熟读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课文，即便在艰难的单班教学中，浩浩的数学课进度也已经领先了普通班级两个单元。
他对常识的理解好像有着异于常人的能力，他喜欢怎么看律类的图书，有时刘军打他，他就会把《刑法》里“故意伤害罪”的内容背出来，指责父亲打人犯法。
这让从教20多年的李海强感到开心，他们想尽学校最大的能力来验证一个命题：像浩浩如此没有学习力问题的特殊的儿童，到底是否适合在普通小学同意教育？
一项可怕的数据萦绕在李海强的心头：近几年的调查显示，国内学龄期儿童多动症的出现率约为4.31%到5.83%，换句话说，国内现在大约有2000万的学龄期儿童患有不同程度的多动症。
其实，积玉桥学校不远处就有一所专门接收特殊儿童的学校，只不过那里的学生大多都有智商障碍，学校的教学也主如果培养他们基本的生活技能。
“大家不可以让浩浩到如此的学校去学习如何穿衣、如何系鞋带。”李海强笃定地觉得浩浩不应该简单地被归类为“特殊儿童”，被普通小学教学教育抛弃，进入“特殊教育学校”。
一家当地媒体报道浩浩的历程后，一星期内就接到了十几个多动症儿童父母的求助电话，这类孩子有些直接被学校拒收，有些在入学数天后被学校需要强制休学。
在被高楼包围的积玉桥小学里，浩浩的教室成了整个武汉，甚至全国不多的一小块试验田。
进入积玉桥学校之前，浩浩也曾被多所小学拒绝。校长祝正洲仍然明确记得浩浩来报名时，刘军那句让他没办法拒绝的话：“不需要浩浩学习成绩多好，只须他能正常地活下去。”
就如此，尽管浩浩的家不在积玉桥学校的学区，祝正洲还是接收了他。
由于家离学校比较远，别的孩子都能三五搭伴步行上下学，刘军却天天骑着电动车载着浩浩，在一条狭窄的、拥挤的、充满鱼腥味的市场里走走停停。
浩浩的家在一间临街的破旧楼房里，白天即便关上窗户也能明确地听到外面汽车的喇叭声和商户扩音器里的叫卖声。房屋没客厅，推开门便是母亲的卧室，报纸和广告海报贴满了半个房间，但仍没办法完全遮盖已经成片掉落的墙壁。里屋是浩浩和父亲的房间——一张硬板木床、一张堆满杂物的书桌、一个已经关不上门的衣柜。一台40英寸的电视机，几乎是这个家庭最贵的家当。
刘军和老婆曾做过一些小买卖，“虽然挣不了大钱，但保持三口之家没那些问题”。浩浩出生后，问题愈创造显：发音不明确、不停地乱动、注意力不集中、眼神游移不定。
浩浩一岁半时，刘军夫妇开始携带他辗转在多个城市看病，购买的有关孩子自闭症、多动症的书本已经塞满了柜子。
浩浩上学后，刘军出售了实体门店，开始24小时照顾浩浩，“就像他的影子一样”。
家和学校，这几乎是浩浩的全部世界。由于担忧浩浩在外面惹事，刘军在门上加了一把锁，“一不留心他就往外跑”，浩浩一共跑出去过4次，其中一次甚至乘船过了长江，从武昌跑到了汉口。虽然每次他都能自己回家，但为了安全，刘军宁愿把他与外面隔离。
看到父亲拿出啤酒，浩浩闹着自己也要喝一瓶。可能是在外面压抑太久，失去耐心的刘军非常快爆发，对着浩浩的屁股捶一拳，又立刻把浩浩搂在怀里把他的眼泪擦干。
刘军偶尔也会拿一些快乐的事安慰自己。婴幼儿园时，浩浩曾完整地表演过一场集体舞蹈，这场表演的录像，刘军和老婆常常拿出来观看。
小学二年级的一次班会中，别的同学都说自己要当工程师、大夫，或者科学家，但浩浩却说我们的理想是“当大老板”。他告诉父亲，自己有钱后，等父母老了，就能养他们了。
讲述这两件事时，刘军露出转瞬即逝的笑容。
虽然空间狭小，客人来了甚至只能坐在床上，但浩浩仍能在两个房间里来回穿梭。他一会儿在书桌上把白纸剪成竖条，一会儿又抄起一本厚厚的法律工具书，躺在床上读起来。
不一会儿，浩浩又从床上坐起来，写下一副歪歪斜斜的对联，贴在房间的门上：爆竹声声除旧岁，祝小刘升学快乐。
就在前一天，浩浩刚刚跟三班的同学照了集体照。照相时他少有地盯着镜头，眼神没游离，高兴地笑。
